法學鬼才邱興隆

19/05/14
來源:法學學術前沿邱興隆(1963.01~2017.09),1963年出生,湖南湘鄉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學歷,著名刑法學家,師從法學泰斗高銘暄先生,被譽為“三湘刑辯第一人”,其學說核心主張“全面廢除死刑”。曾任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湖南大

來源:法學學術前沿

邱興隆(1963.01~2017.09),1963年出生,湖南湘鄉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學歷,著名刑法學家,師從法學泰斗高銘暄先生,被譽為“三湘刑辯第一人”,其學說核心主張“全面廢除死刑”。曾任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湖南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醒龍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2017年9月20日,邱興隆因患肺癌醫治無效去世,享年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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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興良:我所認識的邱興隆:其人其事與其書

——《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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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興隆君的博士論文《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即將交付出版,其導師,也就是我導師高銘暄教授,是當之無愧的作序者。邱興隆邀我也為之作序,我答應了。因為邱興隆其人其事或此或彼地與我有一定的關系,尤其是閱畢作為本書代跋的“學海沉浮錄”,感慨良多,言至筆端。這就是此序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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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邱興隆的相識,是在1984年4月中旬。在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罰教研室主任魯風老師的帶領下,我、趙秉志、周振想、張智輝4人外出為收集碩士論文資料進行調研,從北京赴成都,由成都至重慶,過三峽抵武漢,經長江到上海,然后返京,歷時月余。這是我第一次外出調研,順便游覽祖國大好河山。經重慶時(4月26日),我們一行到了西南政法學院,參觀了歌樂山麓中的中美合作所舊址,印象頗深。當時的西南政法學院是全國惟一的重點政法院校,我國著名刑法學家伍柳村教授、鄧又天教授、董鑫教授均在此任教。為我們的到來,西南政法學院刑法教研室全體教師還專門開會,聽取我關于碩士論文寫作構想的匯報,并提出意見。這種隆重的場景,我想,在此后的碩士生論文調查中再也不會有了。因為我們畢竟是1980年《學位條例》出臺以后招收的首屆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當時全國與我們同屆攻讀刑法的碩士也不過13人。午飯過后,我們到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宿舍里走訪。因該校未招收與我們同屆的刑法專業碩士生,而比我們低一屆的刑法碩士生也正好不在,我們來到了比我們低兩屆、當時是研究生一年級的邱興隆等的宿舍。當時的宿舍條件十分簡陋,我們的走訪時間也有限,因此,我們只是作了簡單的交談就離去了。首次相識,印興隆這個人只給我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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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以后,我收到《法學雜志》1984年第1期,該期新設了一個“青年論壇”欄目,我的處女作論文“論我國刑法中的間接正犯”就發表在該欄目,同期該欄目發表的還有邱興隆的一篇文章,題目我忘了。我又拉近了我和邱興隆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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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就是論文寫作,至1984年12月通過碩士論文答辯。大約在1985年2-3月份,我將碩士論文“論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寄給了邱興隆一份,此后我們便開始通信交往。在通信中,我談了刑法理論應當以罪刑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想法,正好與邱興隆不謀而合,這就奠定我們此后合作的基礎。1985年7月4日我在日記中記載:“收到邱興隆來信,沒想到,關于罪刑關系,我和他不謀而同。他已經有所研究,并有些材料。馬上給他回信,談罪刑關系。”從我的日記看,此后一段時間通信頻繁,只是記載簡單,通信內容記不清了。到1985年8月20日,當天日記記載:“收到邱興隆電報,21日上午到(京),要去接他”。8月21日日記記載:“上午去火車站接邱興隆”。這是邱興隆第一次到北京,為碩士論文搜集資料,其間我們多次討論罪刑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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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我和周振想的鼓勵下,邱興隆報考高銘暄教授的博士生。我曾向高師面薦邱興隆。正如邱興隆本人在“學海沉浮錄”中所言,他的英語成績不甚理想。但經高師的力爭,邱興隆和王勇、李海東一同入學,成為86級刑法專業博士生。該年10月邱興隆入學以后,我們有機會當面切蹉,很快著手“罪刑關系論”一文的寫作,論文寫完后投給“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并經反復修改,發表于該刊1987年第4期。同年10月,我又與邱興隆合作完成了“罪刑關系再論”一文,分上、下兩篇,約2萬字。上篇是對歷史上的三個刑法學體系(行為中心論、行為人中心論和前蘇聯的社會危害性中心論)的反思,主要由邱興隆執筆;下篇是對我國刑法學體系的反思與重構,主要由我執筆。后將下篇打印,以“刑法學體系的反思與重構”為題作為提交在煙臺舉行的1987年刑法學年會的論文。該文后發表在《法學研究》1988年第5期。上篇則未發表,后來,我在《刑法哲學》中采用了本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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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忙于寫作博士論文,未再與邱興隆合作。但罪刑關系論作為一個刑法學理論的命題,成為我后來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邱興隆也開始忙于寫他的《刑罰學》,該書1988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我對《刑罰學》一書始終予以高度的評價,正是這部書的出現提升了我國刑罰理論的水平。在此期間,我和邱興隆的學術交流一直在持續。邱興隆對刑罰理論情有獨鐘。記得在他臨近畢業的時候,一度想到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工作,曾經對我談起,如果到該所工作,就以匿名的形式假充囚犯到監獄體驗一段時間監禁生活,除監獄長以外,其他人一概保密,以便體驗到原汁原味的監獄生活。對他的這一當“志愿囚”的想法,我深以為然。因為研究刑罰的人如果沒有親身體驗過監獄生活,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不曾想,這種監獄生活(嚴格地說,是看守所的囚禁生活,但看守所的囚禁生活比監獄生活更為惡劣與黑暗)不用刻意追求,在后來就不期而遇地降臨邱興隆身上。一言成讖語,預想化為現實,此是后話。行文至此,我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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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邱興隆在“學海沉浮錄”中所言,他的變化起因于1987年底的海南之行。當時海南建省在即,10萬人才赴海南,烘托起全島的一派繁榮。對此,邱興隆心有所動,人雖在岸,心先下海,開始成為一名準書商。自從邱興隆從海南回來,可以看出他精神面貌的變化:少了書生氣,多了商人味。從此,邱興隆是身在學校心在商海,無心向學。因此,他1989年的博士論文選題由《刑罰根據論》改為《刑罰功能論》,文章基本上是其碩士論文的簡單擴充。就在舉行博士論文答辯前不到一個月,即1989年7月20日,邱興隆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為名收容審查。這一收審就是18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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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春節前一天,邱興隆被取保候審。記得當天下午5點多鐘,邱興隆獲自由后,馬上來到不時還在中國人民大學紅二樓120房間的我家。只見邱興隆面容憔悴,衣衫襤褸,我當即安排他洗澡、吃飯,飯后陪他去中友商場購買全套衣服。就在陪他去中友商場的途中,在對他予以一番安慰后,我也曾勸他說:“這一次收審雖然是錯的,但你以后也要注意,不要折騰了”。誰知,邱興隆說了這樣一句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這次吃了這么大的苦,以后再大的苦也不怕了。”頗有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李術和那句著名臺詞:“有這碗酒墊底,我什么樣的酒都能對付”所表達的氣概。雖然邱興隆也是因為對司法錯誤的強烈不滿才基于逆反心理而口出此言,但是,我從他的話中也感到他似乎已無上岸之意,由此,我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擔憂。當然,我當時沒好意思對邱興隆說出這種感覺與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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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9月,邱興隆不辭而別,徹底失蹤了。我則依然堅守在學校 ,那是一個商潮涌動、人心浮躁、人文衰落、斯文掃地的時期,對于像我這樣潛心向學的人來說,充滿了一個壓抑感。正是這種氛圍下,我于1991年完成了《刑法哲學》一書的寫作。該書架構了一個罪刑關系中心論的刑法學理論體系,它就是在我和邱興隆合作的“罪刑關系論”一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為我以后的刑法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當我寫《刑法哲學》的時候,邱興隆已經失蹤,在我寫于1991年9 月22日的《刑法哲學》一書的后記中,我以這樣的口吻提及邱興隆:“在此,我還要提到一位與本書寫成具有重要關系的人,這就是邱興隆君。我在1985年就開始與還在西南政法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的邱興隆通信討論罪刑關系問題,自他于198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以后,這種討論更加深入,并合作發表了有關罪刑關系的論文。可以說,本書也包含著邱興隆君的一份心血”。這里的“一份心血”并非虛言,確是實情。《刑法哲學》一書盡管我自己很不滿意,但它成為我的代表作,給我帶來了一定的聲譽。據邱興隆后來告訴我,在1991年底,他在火車旅行途中巧遇其學長程燎原先生,而程正好在此次到北京公干時與我見過面,知道我的《刑法哲學》一書即將出版,因而與邱興隆談起過此書。但邱興隆此時對學界之事已經沒興趣,因此,他始終未見過此書。直至1998年2月出獄,邱興隆已經萌生回歸學界之心,因而想了解他離開學界這段時間刑法理論的發展情況,因此,出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書店購買了我的《刑法哲學》等書,當即閱畢。就在他出獄后與我的第一次通話中,邱興隆對我在該書后記中如實記載我與他的合作過程而深表感動,同時也談了一些他對《刑法哲學》的看法。此時,距離該書的出版已是6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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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邱興隆失蹤,就再也沒有他的音訊,偶爾聽說他重操舊業,又涉足書界,在石家莊一帶活動。1992年11月,在西安參加刑法學年會,我認識了碩士生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專業、當時在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的張金龍先生。后文要專門提到,此君與邱興隆的重獲自由關系重大。我與張金龍十分談得來,會議期間他還就《刑法哲學》中的某一問題與我切蹉。當時我向張金龍說起邱興隆的為學與為人,并說邱興隆在石家莊一帶活動,以后若有機會,遇到邱興隆,代為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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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從《讀者文摘》(現已改名為《讀者》)的一則啟事上,我得知邱興隆因涉嫌參與盜版《讀者文摘》精華本而被石家莊警方收審。知道邱興隆下落以后,我曾經多次委托來自河北石家莊的高法班學員打聽邱興隆,請他們在可能的情況下予以關照。我還于1996年8月為一個案件到過石家莊,并到石家莊市公安局看守所會見過被告人,當時還想印興隆是否被關押在這里。久而久之,邱興隆逐漸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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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1997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來自石家莊的電話,來電話者是張金龍。自1992年西安一別,我再也沒有與他聯系過,后來才得知他已經下海當律師。張金龍在電話里對我說:“邱興隆找到了,我正在為他當辯護律師。”這時,我才想起在西安時對張金龍的交待,沒想到這么多年過去了,他還始終記得。原來,張金龍同所的一位律師為一名被告人辯護。張金龍偶爾拿起起訴書,邱興隆名列其中。張金龍沒有見過邱興隆,但馬上想起我在西安向他談起過邱興隆。因此,張金龍主動到審理此案的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打聽邱興隆是否聘請了辯護人,并對辦案人員表示,如邱興隆本人同意,他愿擔任邱的辯護人。此時,邱興隆恰好因胃出血而住進了監獄醫院,邱興隆的家人經法院辦案人員的介紹,找到了張金龍,后征得邱興隆的同意擔任了他的辯護人,開始了艱難的訴訟過程,并為邱興隆提供了精神與物質上的雙重幫助。對此邱興隆在《刑罰理性導論》后記中有真切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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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我通話后沒有幾天,張金龍帶著邱興隆的起訴書來北京見我。我看了起訴書后大為不解,此時已是1997年刑法修改以后,投機倒把罪名早就被取消了,而且刑事訴訟法也已于1996年作了修改。但在1997年起訴至法院的起訴書竟然用的是一份文號為1994年的起訴書,罪名為投機倒把罪。根據張金龍的介紹,在邱興隆一案發生在1993年,由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以及其他種種原因,一直結不了案。但在1994年,正值全國開展“掃黃打非”運動,為了抓典型,邱興隆案在邱興隆等被收審1年零5個多月后,上報了省委宣傳部,隨之作為重大案件引起了當時的省委主要領導人的重視,邱興隆等被匆匆轉為逮捕。但是,由于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院多次退回補充偵查,因而久拖不決。從起訴書所描述的案情來看,邱興隆并非這起盜版活動的主謀者,而只是因為債務上的原因為他人聯系了一家印刷廠,證明其主觀上明知該印刷品為盜版的證據并不充分。主謀者在逃,被起訴的是印刷廠的廠長和代為聯系印刷的邱興隆。看完起訴書,我始知一起驚動省委主要領導人的重大案件原來是這么一種案情,不禁心里松了一口氣。原來還以為邱興隆犯了什么十惡大罪, 不過如此。我和張金龍討論了無罪辯護的思路,并托他帶去500元錢供邱興隆花銷。同時,我還介紹張金龍去找邱興隆在西南政法學院研究生時的同學胡云騰,他此時已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我知道胡云騰是兼職律師,具有豐富的辯護經驗與較強的辯護能力,也許能夠為張金龍的辯護提供某種幫助。后來,胡云騰果真與張金龍一道為邱興隆重獲自由奔走呼號,在邱興隆案件的最終解決上起了關鍵性作用。此后,這個案件一波三折,從一審有罪到二審無罪,歷經曲折,其中詳情,難以一言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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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1997年底,邱興隆在一審判決后被取保候審獲得自由的第二天晚上,給我打來電話,在互致問候以后,邱興隆對我說起,在看守所關押期間寫了一部書,叫《刑罰理性導論》,想請我看一下有無出版價值。當時我沉默了一下,很難想象在離別刑法學界將近十年,在惡劣的囚禁環境、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邱興隆能寫出什么像樣的東西。何況,在邱興隆離開學界的這些年,刑法理論又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步著。也許邱興隆在電話那邊感覺到了我的沉默,又追問了一句:怎么樣?我當即說:要等我見到你的稿子以后才能回答。第二天,在一個聚會中遇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副社長李傳敢先生,我向李傳敢說起邱興隆在看守所里寫了一部書想出版。李傳敢對邱興隆其人早有耳聞,對我說:“只要你認為這本書能出我們就出。”過了幾天,通過胡云騰,邱興隆的《刑罰理性導論》的一大堆雜亂的手稿交到了我的手里。一口氣讀完,覺得這本書雖然是在完全封閉的情況下寫成的,因而缺乏與學術界的交流與對話(全書無注就是一個明證),但作為在監禁這么一個特殊環境里完成的一部刑罰學術著作,具有自身的內在理論邏輯,其學術水平大大超過我事先的預想。我給我帶的博士生周光權看后,他也同意我的這一看法,認為達到了出版水平,具有出版的價值。于是,我把書稿推薦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6月出版。在1999年1月,邱興隆又在該社出版了《刑罰理性導論》。后來我才知道,邱興隆在看守所里寫了近200萬字的法制報告作品,其中黑字系列三種:《黑道》、《黑晝》、《黑日》于1999年在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原來曾聽張金龍說過,邱興隆在看守所期間還寫了一本《看守所工作概論》。在邱興隆出獄后,我曾問過他本人,證實確有此事。以一個被看守者的身份,寫了一本關于看守工作的著作,可謂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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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為出版事宜,邱興隆來到北京,我們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于離別近10年后首度見面。當時,一審尚判有罪,我感覺到邱興隆精神狀態尚好,說了一些離別后的情況。邱興隆告訴我,他的很多同學都在關心他,剛才一位下海經商的同學來看他,并傾其身上所帶的2萬元給了他。聽了這些,當時我也很受感動,對邱興隆說:你的這些同學這么關心你,除了同學之情,也是看重你的才。你應該好好做你的學問,才對得起這些關心你的人。當時,邱興隆點了點頭,我覺得這句話他是聽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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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進展很順利,邱興隆當時尚處于上訴與取保候審期間,終審判決結果尚難預料,出版他的書難免要冒一定風險。李傳敢社長毅然拍板,并且破例在未出書前給邱興隆預支部分稿酬,以免其經濟拮據。最初,邱興隆擬署名“東山人”,雖然湘鄉確有其山,但也反映邱興隆“東山再起”之志。不過,只要是刑法圈內人士,從此書的前言、后記一眼便知此是邱興隆的大作。因此,我勸其署真名,以示學術活動的連貫性。不然,刑法后起學者會問:此“東山人”何許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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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20日,終審改判無罪以后,邱興隆為其將來去向征詢我的意見,得知其母校西南政法大學(其前身即西南政法學院)有意讓他回去,就欣然表示贊同。這樣,邱興隆從歌樂山下出來,經過12年的磨難,繞了一圈,又回到了歌樂山下。當時邱興隆對我說起,能否來北大重新攻讀博士,因為我于1998年初離開學習、工作了16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回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我對邱興隆說,我說沒有你要,能不能征得導師高銘暄教授的同意,在中國人民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當時我們都認為希望渺茫,因為在讀完博士10年以后再回校答辯獲得博士學位的全國似乎尚無先例。但我認為還是可以爭取的,導師高銘暄教授惜才如命,受徒如子,這在法學界是有口皆碑的。曾經有一次,高師對我談起自己所帶的博士生10余人中,只有兩個未獲博士學位,一個是李海東,另一個是邱興隆,都是同一級的。李海東后來在德國艾伯特——路德維希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惟獨邱興隆不好交待。由此可以看出,邱興隆未獲得博士學位,不只是他本人的一種莫大的遺憾,而且也是高師的一塊莫大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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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后來,邱興隆本人正式提出了博士論文答辯的申請,而高師則更是為他的論文答辯之事奔走,費盡曲折,終于為邱興隆爭取了答辯的資格。接下來,邱興隆開始準備博士論文。邱興隆以博士論文選題征詢我的意見,我傾向于完成10年前已定的博士論文題目,即《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這么一個好題目,不做可惜了。很快,邱興隆寄來第一章“刑罰報應論”,我閱畢大為贊賞,以至于有一種馬上要和邱興隆通話的沖動。至此,我對邱興隆刮目相看,認為他的學術水平上了一個臺階。如果說,《刑罰理性導論》和《刑罰理性評論》還只是恢復到接近于10年前出版的《刑罰學》的學術水平;那么,《刑罰報應論》一文表明邱興隆實現了學術上的自我超越。當即我就給邱興隆打電話,對《刑罰報應論》一文予以充分肯定,斷言如果按這一思路寫完全文,將會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該文被收入我所主編的《刑事法評論》(第6卷),在主編絮語中,我作了如下評述:“從本文可以看出,邱興隆對于刑罰一系列基本范疇的思考達到了相當的理論高度,尤其是旁征博引,頗有大氣,不再是一個‘孤獨’的思考者,而是融入了世界范圍內的刑罰理論話語。不僅文章可讀,其學術經歷更為難能可貴”!果然,邱興隆一氣呵成,完成了博士論文,達到了我所預想的學術水平。作為他的論文評閱人之一,我理所當然地在論文閱書中對該文給予了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認為該文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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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5日,邱興隆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如期舉行。高銘暄教授由于是導師,按照規定應該回避,因而未出席答辯會,但高師一直在樓上辦公室靜候。答辯委員會成員除德高望重的王作富教授以外,我、趙秉志教授、周振想教授是邱興隆的學兄。而胡云騰研究員是邱興隆碩士生的同學兼學長,博士生卻比邱興隆晚5年入學。現在成為答辯委員會成員,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陰差陽錯。答辯開始,為這遲到了11年的答辯,激動的邱興隆未語淚先下。我也不禁為之動容。答辯圓滿通過,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好評,邱興隆終于圓了他的博士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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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我到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參加專家咨詢活動,順訪西南政法大學,也想去看看邱興隆回母校后的工作情況。這是我15年后再次來到這所座落在歌樂山麓的著名的政法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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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西南政法大學情有獨鐘,雖然我并非這所學校出身,但我所接觸過的許多優秀法學人才,均出自我這所學府。似乎歌樂山有一種仙氣,從歌樂山走出來的學生都有一種成仙得道的感覺,尤其是哲學功底明顯勝出一籌。15年間, 變化是巨大的,西南政法大學的校舍錯落有致地鋪陳在歌樂山下,綠樹成蔭,環境怡人,使久居京城身處車水馬龍包圍之中的我,有一種誤入武陵園的錯覺。在此,我又見到邱興隆,并與陳忠林、張紹彥一同到他寬敞的寓所小敘,還拜見了愛惜人才的田平安校長、德高望重的鄧又天教授、董鑫教授。從與邱興隆本人的交談中,我感覺到他對自己的景況甚為滿足,同時,校方對邱興隆回校后的教學與科研情況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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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更為深刻的是,在邱興隆的提議下,他與張紹彥陪我來到了沙坪公園內的“文革群墓”。那是一個陰雨天,細雨如絲,微風似訴似吟。我們頂傘踏草來到沙坪公墓的盡頭,但見一片斷壁殘垣,進得其內,在陰森森的樹叢與深可沒腰的雜草中,竟有大大小小上百個紅衛兵墳墓,都是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武斗中喪生的,有數人合葬墓,也有單人墓,形狀各異,都有墓碑。經過30多年風霜雨雪的沖刷,墓碑上的碑文已經依稀難辨。努力辨認之下,其碑文均是記述某一次武斗的經過,并稱這些紅衛兵是為捍衛無產階段文化大革命而英勇獻身、永垂不朽云云。印象最深的還是這些死者的年齡:大多在20歲上下。這些人現在活著,也只不過50歲左右!從陵園出來,一種悲哀的情緒籠罩著我。我想起一句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那么,這些紅衛兵呢?死了,就是死了,不再活著。是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活著,就是活著;他們死了,就是死了,不存在死的活著、活著死了的問題。作為蕓蕓眾生的一份子,我們不要去想死了以后的活著,而使活著的時候真切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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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與我們差不多同齡,至少是同代的死難者——也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活動的殉葬者,想起邱興隆。想起由我們這些個體的人所組成的我們這個社會,不同得感慨難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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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罰理性導論》一書的前言中,邱興隆說:“從來便沒有平庸的時代,而只有平庸的人。”我認為,人是在一定時代中生活的,因此,人是社會中的人,人是被社會塑造的。邱興隆作為這么一個社會的人,人的命運就是這個社會的命運,這個時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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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興隆和我一樣,屬于“新三屆”(77、78、79級)大學生,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年頭。邱興隆16歲就跨入大學的校門,這是幸運的,尤其是與那些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紅衛兵相比。從“學海沉浮錄”可以看出,邱興隆在本科階段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并已經自覺地將刑法作為主攻方向。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邱興隆已經自覺地將刑法作為主攻方向。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邱興隆已經開始從單純地學習刑法知識向研究刑法理論發展,并且發表了不少論文。盡管正如他本人所言,現在看來,這些論文是稚嫩的,但也足以反映出邱興隆的理性思辨能力。當邱興隆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其碩士論文“刑罰功能論”可以說顯示了他在刑罰理論上的創新精神,對此我始終予以高度評價。在此之前,我國刑罰理論是極為薄弱的,其學術性無法與犯罪論相比。邱興隆的“刑罰功能論”獨辟蹊徑,從刑罰功能展開刑罰的理論思辨。在當時,是一項填補空白之作。現在,刑罰功能論已經成為我國刑法教科書的不可或缺的內容,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邱興隆的研究成果。換言之,邱興隆的這項研究成果已經得到我國刑法學界的認同而成為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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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樂山下來到北京,邱興隆在名師的指點下,學業大有進步。尤其是1988年出版的《刑罰學》一書,我認為是他的成名作。寫這部書的時候(1987年),邱興隆只有24歲,出版這部書的時候(1988年),他才25歲。這部書的思想的深度與他的年齡形成了一種大的反差,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邱興隆是早慧的。我清楚地記得,《刑罰學》一書的寫作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東風二樓133室那個昏暗的房間里,沒日沒夜,確實傾注了邱興隆的滿腔心血。那時我還住在人大校內紅樓陋室,經常光顧邱興隆那個昏暗的房間,翻閱他那雜亂無章、字跡潦草的手稿。可以說,我是這部書的第一個讀者。從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就深信不疑。該書的出版,奠定了邱興隆的學術地位。盡管現在邱興隆本人對于該書的某些觀點和內容已經十分不滿并作了修正,但我始終認為它是邱興隆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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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期,我和邱興隆是接觸最為密切的,聊天、喝酒、切磋學問,是經常的節目。對于邱興隆個人性格上的一些弱點和缺陷,也是這個時期了解的。當時的邱興隆桀驁不馴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變和情緒上的急躁,多少為他后來的變故埋下了伏筆。邱興隆又是一個極不安分的人,創新沖動與冒險心理同時主宰著他。創新使人進取,冒險難免失誤。也許正是如此,成功和挫折總是與邱興隆同在。當邱興隆1987年底去海南的時候,在社會的浮躁風尚與個人的急躁心理的雙重合奏下,他開始了一段人生的冒險經歷。如果當時的社會能夠給邱興隆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甚至在他第一次解除收審后,社會能像現在一樣多給他一些同情、理解與寬容,我想他決不至于義無返顧地下海。當然,邱興隆本人也曾抱有一種“以商養學”的心理。但在我看來,商是商、學是學,商學難以兩全。“以商養學”的結果只能是“棄學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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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可貴的是,在身陷囹圄的絕境中,邱興隆沒有沉淪。“抬頭見刑法。低頭見罪犯”的囚禁環境,倒是為他思考刑法問題提供了客觀上的條件,這真可謂“禍兮,福之所倚”。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敬佩邱興隆的生活態度和生存能力的。在囚禁這種人身最不自由的狀況下,他展開了思維的翅膀,重新開始了被中斷的學術進程。在一個最不適宜從事學術研究的地方——一無資料二無交流,有的只是等待判決的漫長時間,邱興隆搞起了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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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禁生活中,邱興隆最初的想法,還是基于從事刑法研究的學術本能。搜集一些關于犯罪與刑罰研究的實際素材,也是為了消磨那些無聊得難以打發的時間。這就是當時所寫的法制報告的來由。出獄以后,邱興隆曾經對我說,為了解死囚心理,他千方百計結交關押在同號的死囚,與之交談。由于邱興隆的特殊身份,死囚也愿意把本身的犯罪情況告訴他。為了獲得更多的死囚心理素材,當同監號的死囚情況了解得差不多后,他甚至故意違反監規,以便調換監號,再接觸其他更多的死囚心理。在這里,邱興隆又表現出一種煞費苦心的聰明——以他的聰明將不利的環境變成了一種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使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死刑材料,為他后來從事死刑研究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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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進行學術寫作,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邱興隆已經完全脫離學界,又沒有任何資料。不過,邱興隆的記憶力是超人的,開始嘗試著把碩士論文“刑罰功能論”回憶復記下來了6萬多字。此后,又依邏輯推理,寫出了《刑罰理性導論》。在我看來,《刑罰理性導論》是在囚禁條件下創作的一本特殊的學術著作,有其自身的價值,但同時也包含著由于這種環境的局限而產生的種種缺陷。它是在沒有學術上的溝通與交流的情況下的一種孤獨的“自說自話”。盡管對此我們不能苛求,但如果從嚴格的學術規范來衡量,不能認為是一本成功之作。因此,我更愿意將邱興隆的這部書定位為一部刑罰思想著作,而不認為它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刑罰理論著作。當然,這未必能代表邱興隆本人以及讀者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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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邱興隆經功了煉獄般的整個刑事訴訟而恢復自由的時候,他曾一度產生隱居山野的出世之心。但這個時候,人才受到了重視,學術環境發生了變化,社會以一種寬容姿態接納了邱興隆,這才有了邱興隆重返母校南政法大學任教并在不到1年的時間內破格晉升正高職稱,也才有了他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完成遲到了11年的博士論文答辯。這一切,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應當說,我們這個社會還是在進步。當然,邱興隆也沒有辜負這個社會。一回歸學界,邱興隆便以一種噴薄欲發的態勢投入到了刑法學術研究當中。當邱興隆完成其博士論文《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的時候,我認為邱興隆在學術上獲得了新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邱興隆的冤屈沒有白受:正是囚禁生活成就了邱興隆。如果沒有這段囚禁生活中斷了邱興隆的經商經歷,也許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成功(或者失敗)的書商,而不是一個作為學者的邱興隆,當然也就不可能讀到他現在這部完全應該定位為刑罰理論著作的力作。當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現實生活中的司法黑暗辯護,更不會為其歌功頌德。因為,這種司法黑暗吞噬了多少天才的夢想!畢竟,像邱興隆這樣能夠大難不死、劫后余生的只是個案。這也正是作為刑法學家的我,始終為我國刑事法治呼喚吶喊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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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邱興隆的東山再起,我想起一句名言:“沒有蹲過監獄的人,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確有其理乎?——司馬遷遭遇刑辱寫出了《史記》,德·薩德數度入獄卻成為了著名的啟蒙犯罪學家……所有這些人似乎都在以其成就證明著這句名言。然而,我想,這句話也只能適用于這些個別的天才人物。監獄可以使一些人的人格更為完整,但也可以使更多的人的人格變異乃至墮落。退一步說,即算監獄是一個只會使人成為完整的人的處所,我想,也不會更不容人人都為了追求完整的人生,而都去坐牢,否則,監獄早已人滿為患了。因此,雖然邱興隆在出獄后曾多次對我提及,對于他來說,蒙冤入獄的這幾年是一筆難得的財富,我也深以為然,但是,我并不希望有人刻意為獲得這樣的財富而入獄。我始終認為,邱興隆現象是個別的、也是不可克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傳奇性。在這個意義上說,邱興隆絕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但我寧愿大家都在一個平庸的時代做一個平庸的人,也不愿看到邱興隆現象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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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懲罰的哲學——刑罰根據論》是證明邱興隆的學術實力的一部著作。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對此作有客觀的評價。關于本書的成功,已經有高銘暄教授的序予以客觀而全面的概括,我再說任何都是多余的。因此,當我答應邱興隆為本書作序又反復拜讀高師的序之后,如果僅就書而論書,我還真有一種無從下筆之感。但是,一旦拿起筆來,我和邱興隆前后15年交往的經歷如潮般地涌向筆端,以及我對這個邱興隆的理解。這已經不像一篇序,如果非要一個題目的話,可以稱為“我所認識的邱興隆:其人其事與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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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歷來注重知人論事,只有知其人,才能論其事,才能讀懂其書。在這個意義上,本序也可以作為本書的一個背景性資料,甚或是一朵花絮,但愿能夠增添讀者的讀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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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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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興良

謹識于200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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